金炉香烬漏声残,剪剪轻风阵阵寒。

春色恼人眠不得,月移花影上栏杆。

译文

作者事迹

　　李德裕（787—850年1月26日），唐朝中期著名政治家、诗人；字文饶，真定赞皇（今河北省赞皇县）人，幼有壮志，苦心力学，尤精《汉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穆宗即位之初，禁中书诏典册，多出其手。历任翰林学士、浙西观察使、西川节度使、兵部尚书、左仆射、并在唐文宗大和七年（833年）和武宗开成五年（840年）两度为相。主政期间，重视边防，力主削弱藩镇，巩固中央集权，使晚唐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。公元844年，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，平定泽、涟等五州。功成，加太尉赐封卫国公；李德裕长期与李宗闵及牛僧儒为首的朋党斗争，后人称为“牛李党争”，延续40年，牛李党争最早可上溯唐宪宗时文饶父吉甫与牛等的矛盾，纵观史实，文饶执政功勋卓著，威震天下；牛党执政，无所作为，国势日弱，武宗即位，信用文饶，一扫朋党，内平河北藩镇，强藩觫手；外击破回纥，威震土蕃、南诏；唐室几竟中兴，宣宗即位，嫉文饶威名，初贬荆南，次贬潮州；大中二年（公元848年）再贬崖州（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区大林乡附近）司户，次年正月抵达。大中三年（公元849年）十二月十日（850年1月26日）卒于贬所，终年63岁；李德裕逝后10年被追封为太子少保、卫国公，赠尚书左仆射。公元849年，李德裕病逝在崖州。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他为“成万古之良相，为一代之高士”。近代梁启超把他与管仲、商鞅、诸葛亮、王安石、张居正并列，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。然而，与上述五个人比起来，李德裕的名字毕竟不响，之所以不响，是不是因为在“会昌中兴”和“牛李党争”的问题上，他太平均用力了呢？

　　李德裕在琼期间，著书立说，奖善嫉恶，备受海南人民敬仰，生前代表作有《会昌一品集》、《左岸书城》、《次柳氏旧闻》等。中国象棋发明者。

赏析

　　王安石于公元1042年（宋仁宗庆历二年）进士及第，公元1059年（嘉祐三年）上变法万言书，未被采纳。直到公元1068年（宋神宗熙宁元年），神宗准备实行新法，到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。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，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，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。此时形势突变，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，正是龙虎风云、君臣际遇的良机，大展鸿图，即在眼前。因此，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，面对良宵春色，剪剪轻风，金炉香烬，月移花影，一派风光，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，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。

　　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《春宿左省》属于同一题材：“花隐掖垣暮，啾啾栖鸟过。星临万户动，月傍九霄多。不寝听金钥，因风想玉珂。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。”

　　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，都是写景。首句是视觉加听觉，以动衬静。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；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，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，其意义相对要小些，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。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、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。第三句叙事夹抒情，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“君臣已与时际会”，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，他不只是像杜甫“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”那样睡不着觉。但诗人留下问题：为什么“眠不得”，春色为何“恼人”，诗人故意不说原因。“恼”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，不能作恼恨的“恼”理解，应作“撩”解，杜甫诗“韦曲花无赖，家家恼煞人”中的“恼”字即是“撩”的意思，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。最后一句以景结情：但只见月亮移动，照出花影，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。诗贵含蓄，此诗除第三句外，字字写景，情隐词外。

　　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，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，创作手法高明。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，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，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。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，而是通过香尽漏残、月移风寒，写出时光的推移，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。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，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，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，感情表达得含蓄、曲折而深沉，有着余而不尽之意。

　　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，和杜甫“九重春色醉仙桃”，贾至“禁城春色晓苍苍”，岑参“莺啭皇州春色阑”的用意是一样的，用现代的话说，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。如果没有“月傍九霄多”，就不会有“花影上栏干”，由此可见，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《春宿左省》后才动笔的。

　　所以说，这一首政治抒情诗。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。